年輕時曾不自量力以為，自己可以兼容並治中國、西方與印度三大哲學傳統。大學畢業後負笈印度，攻讀佛教哲學與印度哲學，學思方向大略確定。我非佛教徒，卻因緣際會地以佛教哲學為個人的主要學術領域，返台後更長年於南華大學宗教所任教。無論如何，志趣所在一直是哲學探究。加入中研院中國文哲所給予自己更為自由廣闊的空間，「攄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或能無愧於探尋真實理地的哲學初衷。

早年研究印度佛教知識論、邏輯與語言哲學，近年則措意中國佛教三論宗或中觀學統。我雖研究傳統哲學，目的並不是哲學史的，而是關切傳統哲學中具有現代價值與未來性的思想理論。中國中觀對於存在不定性與概念相待性的強調，或可以透過哲學分析與理性重構，開展為富含哲學理趣的存在觀，以同當代西方哲學的相應理論比觀抗衡。另方面，印度教哲學家Bhartṛhari《字句論》(Vākyapadīya)一書語言思想豐富，其對於字詞指涉作用的見解，應可以和大乘佛教、中國哲學的語言思想匯合，建構可稱為「指示」的語言表達模式，或能另闢蹊徑地揭顯語言與實在的特殊連繫。當然，這些議題還有待深究，未來成果良窳考驗研究者的能力與用心。山上有峰雲幾重，波間無路道縱橫，為學之登高行遠，想必艱難險阻而又契機處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