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簡介：

現代西方哲學界有所謂的「語言學轉向」，在轉向思維中，語言與實在、概念、知識的關係備受重視。聯繫到中國與東亞，問題略有不同。首先，過往的中國哲學並無系統性的語言哲學論述，不過儒家、道家、佛家和玄學等傳統都可見攸關語言使用與語言限制的思想表述。而近現代的東亞思想家則往往藉著傳統概念以理解西方的思想觀念，或運用西方概念以詮釋東亞傳統思想，這就涉及語言概念在跨文化理解中的意義轉換與拓展。再者，中國哲學有明顯的實踐性格，因此語言與道德實踐、政治社會實踐等的關係，也值得學者們的關注反思。如是，本計畫以「東亞思想中的語言、概念與實踐」為題，期望透過本所比較哲學研究室與中國哲學研究室同仁的團隊合作，以開拓暨深化學界對於東亞思想之語言與概念向度的認知。

本計畫有三個主題，並分三年執行。第一年探討中國儒、釋、道家與玄學對於語言之本性、功用與限制的哲學見解。第二年就近現代東亞文化圈，研究跨文化視域下的概念理解與轉換等議題。第三年則探究語言與哲學書寫、道德實踐、宗教實踐以及政治社會實踐的關係。

關鍵詞：東亞思想、名實相應、概念轉換、語言與實踐、語言學轉向

二、計畫背景：

由於本計劃多少意在回應或呼應現代西方哲學界的「語言學的轉向」(linguistic turn)，這裡簡略說明這一轉向的緣起與內涵。在這轉向之後，語言不再只是思想表達的工具媒介，而是與思想緊密相關，甚至成為形構思想的關鍵。此外，語言的根本性與遍在性也備受強調。

在英美哲學界，語言學轉向可以追溯至德國哲學家弗列格(Frege, 1845−1925)的脈絡原理(context principle)：字詞只有在命題的脈絡下才具有意義(Dummett 1994: 4-14)。英國哲學家羅素(Russell)的“On Denoting”一文以及奧地利哲學家維根斯坦(Wittgenstein)的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一書，更可說是形塑英美哲學界之語言轉向的關鍵著作。尤其是後者主張語言、世界與邏輯的共構關係，這就把哲學的理解與批判奠基於語言，並藉著語言的結構、功能與邊界重新界定哲學。在上述關鍵人物的議題開拓下，當代英美語言哲學界所探討的議題包括：語詞的指涉方式，指涉與意義的關係，意義的屬性與類別，語言行動(speech act)與implicature（接近「言外之意」），以及隱喻的運作(Lycan 2019)。

除了語言哲學界之外，當代英美宗教哲學界對於語言的反思(Stiver 1996)也屬於語言運動的一環。例如關於宗教非實在論者(nonrealist)與實在論者(realist)的爭論，前者企圖重新理解傳統的宗教語彙，對之採取非實在論的解釋，如不以「上帝」一詞指稱超越的終極真實；後者則依西方傳統見解，以宗教語言為認知性的，能直接或間接地指稱終極真實等。再例如語言的類比/隱喻的爭論，這些爭論源於中世紀士林哲學對於上帝之可說與否的三種見解：Duns Scotus (1264−1308)認為，上帝能為非比喻性的人類語言所直接言說；密契主義者則傾向主張，上帝基於其超越性而不可言說，一切有關上帝的語辭都必須被否定；多瑪斯(Thomas Aquinas, 1225−1274)則持折衷進路，主張我人可運用上帝造物的語詞以類比地言說上帝。後者的類比進路之與隱喻的異同關係，是不少當代宗教哲學學者的討論要點。由此推而廣之，象徵、比喻、寓言等概念也進入神學家與宗教哲學家的研究視野。最後，W. T. Stace的Mysticism and Philosophy（楊儒賓譯，1998）探討密契經驗之被視為不可說的原因，並討論密契經驗及其語言陳述的弔詭(paradoxical)性格。

當代歐陸哲學的語言學轉向則有兩個主要來源：現象學與符號學。在現象學方面，胡塞爾(Husserl)在意識的意向性追問中，探索語言與意義的邏輯基礎，而此也間接促成海德格(Heidegger)將語言存有學帶入哲學詮釋學的發展。海德格的後繼者高達美(Gadamer)則結合洪堡(Humboldt)、海德格與中世紀語言神學而提出「語言觀即是世界觀」的著名斷言，從詮釋學的角度呼應維根斯坦從語言邏輯的立場建立語言與世界的共構性格。從現象學與詮釋學的合流發展來看，海德格無疑是關鍵人物，是他凸顯了語言問題的存有學向度，讓語言超越了作為思想表達的工具身分。

在符號學（以及結構主義）方面，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Saussure, 1857−1913)將語言劃分為三個層次：言說(parole, individual speaking)、語言系統(langue, language as a system)、語言(langage, speech)，並將語言當作是符號(signe, sign)的表現，任何表達的意義形成(signification)都包含著能指(significant, signifier)與所指(signifié, signified)的結合，意義與語言的關係建立在符號化過程的約定關係上。要之，透過現象學與符號學的影響，當代歐陸哲學在語言活動的存有論、歷史性、文法生成等方面都產生新的思考。符號學、結構主義的論述分析將語言研究帶入社會性、政治性的思考。因此，研究語言的哲學問題不能停留在技術性分析（貫時性的演變或同時性的結構），而是更涉及人自身的存在樣態、人存在的控制與轉化規則、權力規訓、文化體制，既有集體的面向、也有個人的面向，在普遍性上更是在解構手法中形成一種張力。

除了西方哲學的語言學轉向之外，由於中國佛教根源於印度大乘佛教，在此也簡述印度哲學的情況。法國印度學家Louis Renou曾說，「要忠於印度思想，首先要得像文法家那樣子思考」(Chakrabarti 1997)。這意味著，印度的哲學思維相當程度地貼近印度語言的文法規則，而這已然是某種語言學轉向了。大乘佛教傾向主張，真實者不可說，而可說者不真實。語言本身具有假名(provisional)性格，這意謂語言並非真實之物，但可以權宜地假借使用，以與人溝通乃至指向不可說的真實。再者，印度佛教量論學者陳那(Dignāga, c. 480−540)曾提出名為apoha（遮除）的語意論，以「牛」字透過諸如馬、羊、人等非牛事物的遮除以指向具體、特殊的牛。唐代的中國唯識學者曾論及此理論，並依之理解陳那等人的佛教邏輯著作。

以上的陳述比較偏重語意論、語用論以及語言限制等課題。不過，西方哲學界的語言學轉向也關注語言與思想、概念的關係。東亞哲學的發展不但於古代受到印度佛教思想的影響，也在現代吸收了來自西方哲學的思想觀念。因此，本計畫也就近現代東亞文化圈，研究跨文化交流中的概念吸收、翻譯、理解與轉換等議題。此外，中國哲學有明顯的實踐傾向，對語言的研究自然也需要關切語言之與道德實踐、宗教實踐、政治實踐、哲學寫作等的關係。

綜上所述，本主題計畫的目的，在於結合本所哲學組同仁以及國內外受邀學者，透過團隊合作與學術交流，以（一）揭顯中國儒、釋、道家與玄學對於語言之本性、功用與限制等的語言哲學見解及其當代價值，（二）針對近現代東亞文化圈，抉發跨文化視域下之概念理解與概念轉換的問題或思想意涵，（三）探索與揭示語言與哲學書寫、道德實踐、宗教實踐以及政治社會實踐的關係。這項計劃研究可以回應當代西方哲學的語言學轉向，並開拓暨深化學界對於東亞思想之語言與概念向度的認知，是為本計畫的重要性所在。

三、研究方法及進行步驟：

1. 本計畫由比較哲學研究室與中國哲學研究室共同提案，在計畫執行上形成集體研究團隊。計畫所涉及的研究方法包括：文本詮釋、哲學史、思想史、概念史、哲學分析、比較哲學、實踐哲學、詮釋學、政治學方法等。

2. 本計畫各年度研究主題對應於「主題說明」處所述的三項主題。第一年探討中國儒、釋、道家與玄學對於語言之本性、功用與限制等的語言哲學見解及其當代價值。第二年就近現代東亞文化圈，研究跨文化視域下之概念理解與概念轉換的現象與思想意涵。第三年探索語言與哲學書寫、道德實踐、宗教實踐以及政治社會實踐的關係。

3.為了更深入了解學界對本計畫研究主題的現有研究成果，計畫執行過程中將邀請國內外學者來所演講；也可與國內學者成立研究群，進行更密切的研究合作。每年舉辦各一場的國際研討會與工作坊，就該年度研究主題進行研究成果發表與意見交流。預定每一年安排一場小型的年輕學者發表會，引領年輕世代參與此項計畫，以提升其學術研究能量。此外，也將規劃兩場小型座談會，以議題為導向進行深入的討論。